摘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发现曾被奉为解放者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压迫人的力量，而现代人则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身陷内外的存在危及之中。本文认为，时代的种种困境无非是“现代性主体”对这些关系的把握的失衡或错乱的结果，并分别从现代性主体与自身、他人、自然和认识对象的关系来考察了科技时代人的种种困境，指出这些困境的根源在于“现代性主体”在本质上具有妄图成为超验的绝对价值之源、成为判定存在者的先验尺度、成为社会和自然的总体设计师的特质，从而在对人提出各种强硬但又不切实际或不合理的要求的过程中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双重不幸。

关键字：主体 现代性 困境 科技批判

进入20世纪以来，面临着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人口爆炸、两极分化、核威胁、道德伦理滑坡等一系列问题，人们开始以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美学等多个角度反思科技到底是人类的救世主还是世界的毁灭者，从而诞生了一批持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和蔚为大观的科技批判理论成果。批判阵营几乎囊括了近代以来的大多数重要思想流派，包括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 法兰克福学派、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生态伦理、马克思主义等，它们分别从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统治、人性异化、生态系统权利等多个侧面对他们认为是科技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批判。然而，无论科技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归根结底，科技作为一种由人创造、塑造、操作的力量，所有对它的批判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回到人身上，变成人对自身某个或某些出问题的维度的批判，所以，在审视科技时代人的处境进行的时候，最好先对科技时代的人的本质进行一番彻底的分析。现在一般认为，科技时代的人是“现代性主体”。但是何谓“现代性主体”并不是一个能简单回答的问题。以下本文将先尝试探讨“现代性主体”的本质，然后从对这一本质的理解出发去考察现代人在科技时代的种种困境的根源。

1. 主体、现代性和现代性主体

理论界一般公认为，人作为“主体”是一个近代才产生的概念。古希腊人们对主体（subject）最初的认识是逻辑判断中与宾词相对的主词，其本质在于能被宾词描述却不能作任何词的宾词；或形而上学中与属性相对的实体，其本质在于作为诸属性的基底而对它们进行承载。到了近代，笛卡尔将个体的人的“在”建立在“思”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人”、“（理性之）思”、“在”三者的线性串接，导致了个体的我、（理性之）思和我的全部存在这三者的同一化。而又因为（理性之）思总是在区别对待中认识自己的对象的，这种思固有的认识上的主客二分的特点因而得以沿着笛卡尔人为搭建起来的“思”-“人”这条连线转移到了个体的人，让人也有了二分的对象，即人的客体，客体的产生人同时让人成为了主体。后来康德进一步去除了笛卡尔“我思”之中的经验意味，将“思”作为先验统觉中的统一性的担保者推至先验的高度，让人作为“先验自我”，站在经验不可能触及到的现象界之外与我的一切表象相对立，成为一个绝对的认识主体，将本来不与人必然关联的逻辑学主谓结构的对立和形而上学实体与属性的对立转移到了人身上^[1]，实现了人类认识主客对立的最终形态，从此人被定位为具有普遍理性的存在，站在超越其一切对象的高度上，审问或拷问其对象，以获得可靠知识。到了尼采，主体性更是膨胀到无以复加并引起严重灾难的地步^[2]。因为尼采的透视主义认识论和“强力意志”本体论彻底抽空了一切认识和价值的可靠基础，所以尼采必须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人将如何面向这绝对化的相对主义认识和虚无价值而生存。对此，尼采提出了能够以意志战胜一切和承受永恒轮回之重的“超人”来作为回应。可以看出，尼采提出这种极端膨胀的主体性的初衷是寄希望于有一种绝对的主体性来战胜这种绝对的无出路状态，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让主体从先验的高度进一步攀升到了超验的高度。

与“主体”不同，“现代性”则不是一个新近概念，虽然在工业时代它拥有新的内涵，但早在西方5世纪末西哥特帝国取代古罗马帝国时期这个概念就出现了，用来表明基督教世界的新时代的到来^[3]。哲学所关注的现代性一般指的是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兴起的一种新世界观和社会态度，它在智识追求上反对中世纪蒙昧主义，在价值观上反对神本主义，在政治实践上反对国家-教会统治,在个人生活上反对宗教生活对个体的压抑。这种聚集在人文主义大旗下的种种反对思潮与一同兴起的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因其一致的时代追求而构成天然同盟，与共同的敌人——中世纪神权对人的全方位统治——进行抗争。而在从近代到现代两百多年的演进之中，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科学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物质追求、个体主义逐渐进入到力求塑造一种新主体意识的人文主义的核心，从而在塑造这种新型主体的过程中人将自己的本质追求定位为科学理性、个人自由和世俗化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基础，并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将人改造成为追求科学理性、个人自由、物质幸福的现代性主体或现代人。

由于近代以来诞生的“主体”站在其主客二分的视角当中宣布人（作为“主体”）才是事物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应该存在的尺度，而“现代性”将科学理性、个人自由、世俗幸福定位为主体的本质追求，所以，“现代性”与“主体”两者的结合，就诞生了用科学理性作为判定一切事物存在合理性标准、用世俗幸福作为价值导向、用个人自由作为实践原则的现代性主体。然而，科学理性、世俗化价值和抽象的个人自由这些标准、原则是否能如现代性主体期许的那样将人导向真理、幸福和解放呢？虽然有不少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早在诸种现代性问题凸显之前就对这个问题表示过忧虑，但总体而言，并不是人自己回答了上述问题——“现代性主体”从定义上来讲就不可能看得到现代性的弊病，因为正是将“现代性”内化为他的存在的一部分他才得以成为现代性主体——而是前进着的时代通过各种生态灾难、人道主义灾难和生存异化现象等方式用切肤的实际体验向人类宣布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自己处在重重困境当中，其中主要的是三种困境：个人生活中的价值虚无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排他性的个人主义，以及资源利用中的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人总是根据对自己的认识来认识客体、做价值判断和开展实践活动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主体，就有什么样的认识、价值和实践。完成了对现代性主体的概念分析之后，可以看出，科技时代人的这三重困境都可以从上述“现代性主体”的本质当中推导出来。

2. 现代性主体的三重困境

如上所述，主客相伴而生，主体是在与其对象的对立关系中才得以建立起来的，现代性主体也是如此；而现代性主体作为现代世界面貌的缔造者，因而现时代的种种困境无非是现代性主体对这些关系的把握的失衡或错乱的结果。基于这个思路，下面将分别从现代性主体与自身、他人、自然和认识对象的关系来考察科技时代人的种种困境。

首先是现代性主体与自身关系的困境，现代性主体未能处理好其与自身的关系，其结果是价值虚无主义。这种困境分为绝对价值的丧失和世俗化价值的泛滥两个层面的内容。一般认为，最先明确感知到价值虚无主义的来临的哲学家是尼采，当他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同时宣告了虚无主义的阴云已经笼罩了欧洲。而尼采所感知到价值虚无主义本质上是绝对价值的崩塌。中世纪的上帝被实证精神剥去其原有的实在性而遭到悬置或推翻之后，那个为人提供绝对价值的的价值基础也同时被彻底破坏掉了。变成了“主体”的人的“主体性”要求人把自身看作一个独立和有足够能力的存在，敦促人去积极、勇敢地去面对无限和未知，以及去冒险、扩张和控制，而同时人的“现代性”要求人去追求世俗幸福、物质财富和个人自由，但这些都是“现代性主体”为人设定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纲领。因为现实中的人在寿命、认识和实践能力以及生存境遇选择等各个方面都是极为有限的，人可以抛弃上帝，但无法抛弃自己的有限性，而这有限性正是人无法如启蒙运动（以及尼采）所期待的那样成为绝对价值的来源的原因。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对立：人因其有限性而对绝对价值的天然依赖，与现代性主体试图将人自身改造为绝对价值之源这一强硬要求之间的矛盾。人在其现代性和主体性的强迫下竭力将自己塑造成全部价值的根源，但这毕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最终只能与虚无面面相觑。另外，作为现代性主体的价值基础的世俗化价值无法胜任其使命也是价值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启蒙运动以降，世俗化价值主要指的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对物质幸福的追求。而这种价值取向虽然可以作为一种普通的价值取向，但不宜作为一种基础性价值，因为究其本质而言，它不具备超验价值所拥有的那种彻底地遮蔽虚无主义的能力。但现代性主体出于其对普遍性、统一性的追求，将时代的这种流行价值观扩大化、基础化，使之向外泛滥成一种社会制度般的存在，向内嬗变成一种个人戒律般的要求，从而普遍地将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放置到这种价值观的笼罩之下，而这种价值观本质上又无力驱走虚无主义，于是就导致了现代人生活中的一个吊诡：人自觉地竭力追逐各种自认为或被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始终逃不出虚无主义的阴影；而且越是努力地去这样做，越是导致对自身的压迫，同时距离虚无就越近。由此可见，现代性主体未能处理好与自身的关系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没有努力去处理，而在于它的现有本质中根本就缺少能够处理好这种关系的能力：它并不如它所自以为是地认为的那样仅从自身就能获得所需的一切价值。

其次是现代性主体与他人关系的困境，表现为人不自觉地将作为主体的自我作为自我的对象的他人之间的绝对分离，导致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排他性的个人主义。对于这种现象可以从个体和总体两个层面上分析。对于个体，这种划分造成了自我与他人的疏离，其根源在于现代人基于其现代性主体的特质对他人的对象化理解。具体而言，个体的“主体”特质要求将他人按照近代认识论那种先验自我凌驾于一切现象的方式将他人当作普遍物体一般作为认识论的客体进行审视，而个体的“现代性”特质又要求用科学理性来处理与这个客体的关系，且以功利主义为优先的处理原则，其结果自然是人与人关系的冷漠化、功利化、虚伪化甚至敌对化。然而，这种划分最糟糕的表现还不是在它与“个体性”结合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它与“总体性”结合的情况下。因为现代性主体划分“我”与“对象”的标准在与“总体性”结合之后就上升成为了划分“人”和“非人”的标准，或至少推动了这种划分，这就非常可能导致多数人对少数的或弱势的“异类”群体的压迫。如福柯所言，一些“不正常人”与其说是自然的结果，不如说是被某种标准和权力共同塑造的结果。另外，当这种结合染上非理性色彩并走向极端时，对“异类”的排斥就恶变为对他们从精神或肉体上的彻底消灭，成为了20世纪屡次爆发的“总体恐怖”的思想根源，这可谓是对自称发端于理性、平等、博爱等理念基础之上的现代文明的巨大讽刺。可见，现代性主体未能处理好自身与他人的关系的原因，在于现代性主体自以为拥有的对客体的凌驾地位，它将自己的认识标准作为绝对的尺度去划分并判定什么事物对我而言存在、如何存在，以及是否应该存在。

最后是现代性主体与自然关系的困境，这已经由各种生存危机突出地表现出来了。现在一般公认为现代人面临的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工业污染等生存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其实，人类中心主义从首先只不过是人类一种自然属性和本能倾向，或者说是人处理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原初的天然原则，因为很显然地任何物种都是以它自身为原点进行生命活动的，否则也不可能存活和发展。在历史上，人类中心主义一直隐藏在人类的生存实践之中，引导着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幸福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主旨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幸福，所以古代社会一般比较注重与与自然界物质、能量、信息交互关系的平衡和可持续。因为人明白自己的生存对它们的绝对依赖，失去了自然资源和环境人根本无法生存，遑论幸福地生存。可见，这种本能的人类中心主义导出的实践原则是保护生态。但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性主体的诞生、工业时代的到来，人类的实践活动能力增强，转变了人类对自然的隶属关系，^[4]让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完全失去了其本真面貌，变成了人类绝对主义。如果将“异化”定义为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反过来压迫人，那么似乎可以说，本来为了人的幸福的原初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作为现代性主体的人这里已经“异化”为一种强迫人类去榨取自然界的本能，导致了人和自然的双重不幸。追究这种“异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可以发现它无非是“主体”根据“现代性”生存为其设定的实践目标的要求，从认识论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上之后的结果。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本来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断言，指的是知识的法则不来自物自体向人的显现，而是来自于人自身的先天认识结构，高扬的是先验主体赋予认识法则的绝对地位，而不是说人真的就是（不能成为显像的那个）自然界本身的控制者，也不是说主体能够为所欲为地为将自身的认识法则赋予认识对象，更不是说凡是由人构建的知识都是符合自然自身规律的认识，但是扩张到社会实践领域之后，这种先验地位变成了一种对社会的总体设计的权利，“主体性”突出地变成了人的能动性、中心性、先验性，将人视为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导致的是对自然的掠夺。^[5]由此可见，现代性主体未能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的原因在于它将朴素的人类中心主义异化为了人类绝对主义。虽然现代性主体根据其理性设计能力在本质上并不缺少纠正这种偏差的能力，而且正在采取积极的行动，但就目前全球资源和生态现状来看，要恢复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交互平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立足于现代性主体的本质考察科技时代人的种种困境，发现这些困境是现代人在处理与自身、他人和自然界关系中的失败或失衡的自然结果，而人对自身、他人和自然的压迫的根源其实在于“现代性主体”的本质对人的压迫。“现代性主体”妄图成为超验的绝对价值之源、成为判定存在者的先验尺度、成为社会和自然的总体设计师，而这些强硬但又不切实际或不合情理的要求在人被塑造为现代性主体的过程中内化为人的本质，如同海德格尔所言的“天命”一般在强迫社会及其中所有的人为它的理想卖命，为人的生存带来了种种悖谬，对自然界造成了严重破坏。然而，既然“现代性主体”是人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自我塑造的结果，那么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也只能寄希望于人尽快反思“现代性主体”内核中引发上述危机的那些维度，将其改造为能够恰当处理与自身、他人和自然界关系的新型现代主体。

参考文献：

[1]张志伟：主体概念的历史演变. [J]教学与研究. 1996.5

[2]李智：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 [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3

[3]程波：西方现代性之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研究. [D]吉林大学. 2010.6 P3

[4]熊凯：主体的“退隐”与“澄明”——关于现代科技发展进程中主体问题的探讨. [J]求实. 2006.6